说来有缘，我的大半辈子会与仁济医院紧紧连在一起。

记得六岁那年，妈妈命悬一线在一家医院接受心脏大手术，其中主刀医生就是来自仁济医院的叶医生。妈妈痊愈后工作到退休，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感恩仁济的医生救了她的命。

1994年我大学毕业，坚定选择到仁济医院工作。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医院教学办公室。工作后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仁济医院首位医学教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担任过多年医学生的班主任，并参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申报成功国内第一家医科类网络继续教育院校，为在职医务人员进一步提升学历提供了可能。

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我参与编撰《仁济医院志》、创建院史馆、首次绘制医院文化地图、主办以医院医学史素材为主题的院史论坛。经过整整十八年的医学教育和新闻文化工作，仁济医院作为中国西医学教育发源地之一以及发展的脉络，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仁济医院第二任院长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翻译《医书五种》（又名《西医五种》），标志西医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成为西医东渐的里程碑。《医书五种》涵盖的五部著作，分别是《博物新编》（1849年）、《全体新论》（1851年）、《西医略论》（1857年）、《妇婴新说》（1857年）、《内科新说》（1858年）。此外，合信根据其译著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词典（1858年出版），收录1829个英文医学术语词汇，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

合信最初的编译工作是在广州开始的，来上海仁济医院任职后，他继续编译医学书籍，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介绍西医学基本理论的书籍之一《西医略论》（1857年）、最早的西医妇产科和儿科学专著《妇婴新说》（1857年）、最早的内科学专业教材《内科新说》（1858年）这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了800份医学字典和5000卷医书。

《医书五种》受到鲁迅、康有为、谭嗣同等众多学者推崇，极大提升了西医学在中国的影响力。仁济医院馆藏版《医书五种》，1859年在日本印刷发行，俗称“和本”（书中备注来自上海仁济医院）。“和本”的问世，对日本乃至东亚地区的西医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医书五种》吸引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习西医。据复旦大学高晞教授研究，1888年7月，在仁济医院举行了一场“医学考试”，这场考试在今天看来相当普通。考试科目分为助产、临床医学操作、外科理论与实践、药物治疗学、创伤与急救等五项，考官共九位，来自美、英、德、法四个国家，考生仅三人。1888年8月1日，《申报》以“领凭志盛”为题报道此次考试，同时刊登了一幅急救科目考场的图片。这既是中国第一次西医执业医师操作实践考试，又因在急救考场首次出现红十字标志，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第一次红十字救护演习，是红十字精神在中国的最初萌芽。《字林西报》报道称：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红十字会演习，还首次将“医学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公诸社会。

仁济医院建院18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医学教育，着力培养有温度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身为仁济医院一名光荣的教师，要弘扬和传承教育家精神，我为每天能服务好医学生、住院医师和老师们感到无比自豪，为能做好医学教育的管理者、践行者和思考者而快乐满满。（袁蕙芸）

＊本文转载自新民晚报